在G20等國際組織以及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都在擴投資保增長的大環境下,唯獨中國經濟學家的主流之聲仍在輕視懷疑增長的重要性,恐懼擴大投資。危機之後的歐美經濟普遍步入複蘇上升軌道,中國經濟卻不斷下探保底紅線。筆者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必須警惕輕視增長的危害性,深刻認識穩投資穩增長促改革的重要性。
      經濟走勢差別在政策
      自2008年世界性的經濟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普遍實行了擴張性的財政金融政策,著力引導投資擴大和製造業優勢回歸,幾年下來,政策效應逐漸顯現,經濟複蘇步伐普遍加快,經濟總體呈現向上向好的趨勢。
      至今年二季度美國GDP環比折年率由4.2%向上修正為4.6%,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別高6.7個和2.8個百分點,比危機時期的低點,提高12.8個百分點。就業形勢一路向好,9月失業率已降至5.7%,比危機時的最高失業率整整下降4.9個百分點。通脹率基本穩定,8月CPI同比上漲1.7%,時隔四個月後重新低於2%。先行指標表現強勁,8月製造業PMI為59.0%,非製造業PMI為59.6%,均創2012年以來新高。9月美國製造業PMI為56.6%,保持較高水平,美國經濟複蘇動力十足。
      歐元區貨幣政策大幅寬鬆。上半年歐元區經濟複蘇勢頭雖不如預期理想,二季度GDP環比折年率僅為0.1%,比上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別低0.8個和1.1個百分點。但經濟總體已從衰退中走出來。自去年以來,經濟已表現出複蘇勢頭。為了促進經濟進一步複蘇,歐央行又啟動了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政策。9月4日,歐央行宣佈主要再融資利率由0.15%降至0.05%,隔夜存款利率由-0.1%降至-0.2%,隔夜貸款利率由0.4%降至0.3%,並宣佈從10月份開始進行量化寬鬆操作,購買資產支持證券(ABS)和歐元區非金融企業發行的歐元債券。10月2日,歐央行在議息會議上宣佈維持基準利率不變,並宣佈QE將至少持續兩年。
      安倍經濟學以赤字財政、寬鬆貨幣、結構改革為核心三箭齊發,基本擊中日本經濟要害。日本經濟成功擺脫通縮,自2013年6月以來日本的核心通貨膨脹已經轉為正增長。二季度受消費稅率提高影響,季調後GDP環比折年率為-7.1%,其中私人消費環比折年率為-19.0%,但隨著消費稅率提高的影響逐漸弱化,四季度日本經濟可能恢復增長。9月日本製造業PMI初值為51.7,保持溫和擴張態勢。
      與之相反,我國經濟除4萬億強刺激之後出現短暫的經濟快速回升以外,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整體卻呈現向下趨勢。經濟增長速度從2010年的10.4%一路下行,先後從10%降至9%,再從9%降至8%,現又從8%降至逼近7%的保底紅線,一路下來,經濟已下行近三分之一。目前,經濟走勢整體仍呈較大的下行壓力。到三季度GDP同比增長僅7.3%,創下22個季度以來的新低,9月CPI同比上漲1.6%,創56個月新低,PPI同比下降1.8%,連續31個月負增長,創56個月新低。
      中西方經濟之所以出現向上與向下兩種明顯不同的走勢,關鍵在於政策方向的明顯差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此次貸危機以來一直維持著旨在以促進投資、促進就業、促進製造業回歸為根本目的的政策導向,一直維持著穩定的量化寬鬆政策和不斷向下調低直至實行零利率導向的利率政策,並配以消除市場障礙、提高市場效率為基本目標的結構性改革。而我國則在要速度還是要效益,要消費還是要投資,要寬鬆還是要緊縮的反覆不定中,普遍出現把速度與效益對立起來,輕視速度;把消費與投資對立起來,恐懼投資;把寬鬆與緊縮對立起來,傾向緊縮的政策取向。我國經濟出現今天的局面實際上就是這些政策取向作用的直接結果。可以說危機以來中西方經濟表現的差異,直接源於政策導向的差異。
      輕視增長的危險在增加
      在目前我國的經濟學界,包括一些對決策有非常大影響力的著名經濟學家中,普遍存在著一種中國經濟增速低一點是必要的,是必然的,是無妨的,主張容忍甚至主動把經濟增長速度降下來的主流聲音。筆者認為這種聲音是非常危險的。這種危險不僅反映在大家輕視經濟下行可能引發的風險,而且反映在這種觀點已發展到人們輕視發展經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從目前我國的經濟運行走勢來看,經濟下行的風險已經非常突出,它不僅反映在經濟增長速度和投資、消費、進出口等總量指標和財政稅收、企業效益、居民收入等效益指標,而且已非常明顯和直接地集中反映到我國的金融領域。儘管從總體上看,我國的金融運行目前是平穩的,金融風險總體上仍是可控的,但金融運行的變化往往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和突發性,先是表現為苗頭性的,累積性的,一旦由脆弱環節引爆,金融形勢就會瞬息萬變,斷崖式雪崩。因此,我們要註意金融領域里的苗頭性、累積性問題,註意可能引爆金融問題的薄弱環節。從這一點來看,當前我國金融領域里的最新變化正在朝著我們不希望的方向在發展,足以反映我國輕視增長的危險在增加。
      (一)金融領域的信貸需求正從普遍的供不應求向信貸供求雙向收縮轉變
      今年上半年,實體經濟還反映為信貸需求較強,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但從三季度開始,我國經濟已經發生了轉折性變化,這表現為實體經濟的信貸需求出現明顯的自我收縮的跡象,銀行貸款需求主要來自政府融資平臺、房地產以及國家重點支持的棚戶區改造、重點建設工程項目,而其他領域有效信貸需求則呈明顯減弱的趨勢。銀行也因金融風險預期上升,出現放貸更謹慎,審貸條件提高,恐貸現象加重的情況。
      (二)銀行業金融機構不良貸款餘額和不良貸款率雙升
      二季度,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為1.08%,比上年末提高0.08個百分點,比一季度提高0.04個百分點;不良貸款餘額達到6944億元,比上年末增加1023億元,比一季度增加483億元。從上市銀行的情況看,通過將上市銀行真實不良資產生成額數據進行還原(即將核銷及轉出數額加回至不良凈增額),可得上半年上市銀行不良資產真實生成額較2013年同期增長112%,相當於2013年全年不良真實生成額的87%。
      (三)金融風險在行業之間、地區之間、產業鏈上下游出現擴散趨勢
      季度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6月末,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製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不良貸款餘額分別較年初增加514億元和418億元,不良率分別為4.44%和3.24%,分別較年初上升了0.14個和0.03個百分點。批發零售業不良上升主要由近兩年來鋼貿行業風險傳導所致,製造業不良提升則與經濟下行帶來的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密切相關。另外,信貸風險也出現從沿海向內陸轉移的現象。4月以來,多家銀行反映隨著鋼貿、煤貿不良貸款不斷暴露,信貸風險逐步向重慶、四川等內陸區域轉移。6月-8月,某銀行重慶分行不良貸款新增1.23億元。某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反映,上半年存續信托項目中,5個項目24億元調整為次級類,35個項目94.8億元調整為關註類,8個項目22.3億元調整為可疑類,其中40%以上為內蒙古、江蘇、浙江、廣東等省市信托項目。上海鋼貿、浙江地區互保聯保模式的爆髮式風險,呈現逐步向中西部地區蔓延的態勢。
      (四)房地產業潛在金融風險逐步暴露
      我國金融機構貸款和資產中,直接和間接與房地產相關的貸款占比是非常高的。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不容低估。雖然數據顯示我國房地產貸款的風險狀況並未發生明顯變化,但潛在風險也在不斷顯現。由於今年以來樓市成交量持續低迷,房地產市場進入明顯調整期,房地產企業出現資金困難,地方收入大幅下降。短期看,房地產企業財務壓力加大,少量房地產企業已經出現債務違約。長期看,房地抵押品價值存在下行風險,隨之可能引發更大面積的問題。
      (五)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有加劇的可能
      2014年是地方政府性債務到期的高峰年份。審計署審計報告數據顯示,2014年將到期的地方政府債務占地方政府債務總額20%。受監管政策影響,部分平臺獲得新增貸款難度加大,融資能力持續下降,流動性風險增加。另一方面,近年來,由於通過表外融資增多,部分地方政府債務結構信息不透明,真實債務壓力並不明確。除了平臺貸,還有城投債、信托、資管計劃等多種表外負債,隨著經濟下行和房地產調整,債務結構越來越複雜的風險不容低估。
      金融風險產生的原因,本質上還是由於經濟。隨著經濟增速的不斷下行,社會的預期會轉變,需求會進一步減弱,這反過來又會加劇企業經營困難,財政收入下降,居民收入也會隨之減少,最終,消費投資出口會一齊下行,進一步擴大經濟下行壓力。因此,透過金融問題來看經濟,我們認為當前我國經濟的下行風險已開始對金融產生不利影響。重視經濟增長、防止經濟繼續下行,穩定經濟增長勢頭,可能變得比任何時候都重要。
      重視穩增長的三大支柱
      我們拿什麼來穩增長?筆者認為一靠重視,二靠投資,三靠改革,這是我國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的三大支柱。
      首先,要重視穩增長的重要性,繼續堅持發展仍是硬道理的指導思想。
      習總書記指出,“發展才能自強,發展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發展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克強總理說,“必須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保持合理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非常正確的。
      當前,我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是輕視增長重要性。許多經濟學家,其中包括一些對經濟決策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學家普遍輕視增長,認為我國經濟總量已足夠大,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慢點,有些甚至明確提出“寧要質量,不要速度”,“只要就業不出現問題,就應容忍經濟繼續下滑探底”。這些看法和認識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學界甚至是全社會的主流觀點。這種觀點的危害性,不僅體現在我國過去30多年來逐漸形成的各地方政府你追我趕的競爭式發展格局正在消失,而且正在形成一種看誰的速度落在最後,誰最光榮的消極傾向。目前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地方政府理直氣壯抓經濟的信心沒有過去足了,主動性沒有那麼大了,想的辦法沒有過去多了。2010年以來,我國經濟出現從10%一路下滑到現在有可能突破7%的趨勢,實際上就是這種現象影響的結果。對此,我們應保持高度的警惕。
      2008年危機以來,我國經濟確實面臨著經濟增長動力轉換,原有競爭優勢減弱,新的競爭優勢逐漸形成的調整問題,其中支持過去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制度紅利和人口紅利存在減弱的情況,但我國經濟仍然有保持較快增長的潛力,我們仍有通過新一輪制度改革而充分挖掘潛力、釋放更大市場活力的空間,人口紅利也有從總量向結構和質量轉變的巨大優勢。因此,我們不能把經濟增速下降理解為理所當然,把“新常態”理解為經濟增長速度可以低點兒再低點兒。我們應把發展速度與質量效益結合起來,在增長中講質量講效益;把穩增長與調結構結合起來,在發展中調結構。實踐告訴我們,有一定的速度才談得上質量和效益,有一定的增長,才能推動結構優化。我們要全面準確地理解新常態,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發展仍是硬道理,增長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的經濟工作指導思想不放鬆。
      其次,要重視穩投資的重要性,充分認識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關鍵作用。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有很多,但到目前為止的經濟增長理論揭示的因素主要有勞動力、資本、技術、制度四大因素,其中最核心最活躍最常態的因素仍是資本即投資。我們之所以強調投資變量,是因為影響增長的四大要素中,制度是一種外生性的環境變量,環境變量要以穩定為前提,不可不變,也不可多變。所以制度變量不是經濟增長源源不斷的源泉,制度結構一旦成熟穩定,它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趨於常態。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類似於制度,是累積性的,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也具有明顯的周期性,更為關鍵的是技術創新與投資密不可分,技術的開發利用與投資的多少往往正相關,技術創新依托於投資的增加和擴大。所以,從經濟發展的常態變量來看,真正關鍵的因素是投資,只有投資才是推動經濟發展、技術進步、社會繁榮的真正動力。
      投資在當期是需求,在未來是供給。投資的大小決定經濟增長的快慢。沒有投資,就不可能有持續的增長。過去30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得益於高投資,今天我國經濟增速下降也主要是由於投資下降所引起。2003年至2009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的平均增速在25%-30%之間,從2010年以來出現下降,降至20%左右,今年以來更是持續低於20%。從經濟的平衡角度看,我國的經濟發展正處於一個具有高儲蓄優勢的特殊階段,有高儲蓄就要有高投資的配合,這既可加快經濟發展,也才能使經濟處於平衡,步入良性循環。如果投資低於儲蓄,經濟就會出現下行壓力,步入收縮性循環。我國經濟目前的下行就與我國長期投資率低於儲蓄率有關。
      我國經濟之所以出現流動性過剩和貨幣政策被迫對沖緊縮的困境,實質問題在於投資不足,存在投資小於儲蓄的過剩缺口。我國現實中存在的所謂“產能過剩”,實質上是一種由於投資不足而引發的與投資密切相關的產業領域里的相對過剩。實際上是一種生產能力利用不足,是對儲蓄資源的一種浪費。解決這種問題的最好辦法主要是擴大投資,消化吸收這些產能,使產能得到充分的釋放。我國還有許多可以有效吸收這些產能和投資的領域,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都有許多薄弱環節,如城際交通、城市地下管網、保障性安居工程、節能環保、農業水利、農村道路交通、公共配套設施、中西部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工程,現有投資還遠遠不能滿足需要。
      另外,我國還存在一個從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平衡角度看待擴大投資重要性的問題。由於我國目前高儲蓄優勢源自我國的人口紅利,這種紅利相對人口老齡化的未來,是一種負債。如何實現這種人口紅利與負債的平衡,一般來說有三種方式:一是養兒養老的傳統平衡方式;二是把人口紅利儲蓄借給外國,形成外匯儲備和國外投資;三是將國內儲蓄轉化為國內投資,最大限度地促進儲蓄充分有效向投資轉化,即通過投資形成資本存量,增加未來的供給,為人口老齡化做準備。因為投資是未來的供給,可以增加未來消費應對人口紅利向人口負債轉化。從我國情況看,第三種方式是最符合國情的,是實現我國人口紅利與負債平衡的最好方式。
      第三,深化改革是我國穩增長的第三大支柱,其中關鍵是要加快投資體制改革和金融體制改革。
      制度也是影響經濟增長的關鍵變量。儘管我們前面強調了制度的穩定性,但消除影響經濟和社會進步障礙的制度變革是非常重要的。在這方面,我們的制度改革空間還很大。所以,深化改革是我國穩定增長、加快發展的重要支柱。目前,我國深化改革的任務主要是簡政放權,提高制度運行效率,降低制度運行成本。其中,對穩投資、穩增長最為重要的是金融體制和投資體制改革。
      加快金融體制改革的關鍵是完善金融體系及其功能,充分發揮金融在促進儲蓄向投資轉化過程中的效率。如針對我國儲蓄率高、長期儲蓄資源豐富的特點,應充分發揮我國政策性金融如國家開發銀行、農業發展銀行、進出口銀行的功能作用,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開發利用長期投資工具,如發行30年-50年期長期金融債、國債、地方債等融資工具,使各種長期儲蓄都能配置到長期基礎設施建設中去。
      加快投資體制改革的關鍵是打破投資壁壘,堅持機會平等、權利平等、規則平等,放寬市場準入,增加投資主體,開放投資領域,拓寬投資渠道,完善投資環境。
      第四,圍繞“農民工轉型”和“美麗鄉村建設”,推進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應該成為我們未來一段時期經濟工作的重點和熱點,是我國經濟增長的新源泉。
      農民工問題和美麗鄉村建設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一個非常突出,迫切需要解決,我們也完全有能力解決的重大經濟和社會問題。圍繞農民工如何從農民與工人的兩棲身份轉變為現代產業工人、城市市民,既有利於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促進經濟增長,也有利於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促進城市和農村的社會安全與穩定,增進社會和諧。加大農民工轉型的投入,從農民工迫切需要的子女教育、住房、醫療等緊迫問題入手,加大農民工輸入地的學校、醫院、住房、交通基礎設施、城市排水排污、環境建設工程等的投資,應該成為我國經濟和社會建設的重點。同時,在農村地區,我們也要加大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把農村的生產生活環境和公共產品服務建設好,使得農村和留守的農民與進城的農民工一樣,享受現代生活,享受美麗的鄉村環境。(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  (原標題:警惕輕視增長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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